1935年1月，红军抵达遵义，这座城市是他们长征后获得的首个重要据点。在经历了湘江的惨烈战斗后，数万名红军战士所剩无几，士兵们的鞋子几乎磨损殆尽，三个月来几乎没有见到钱财。就在此时，库房被打开，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家族竟然抄出了两万多块银元和十几万斤粮食。而在攻陷王家烈的老家桐梓时，又在山洞中挖掘出超过六万块银元。算在一起，总数接近三十万块银元。在镇上，一块银元能购买三十斤大米，足够一个班级的战士享用两天。饥饿的战士们看到那闪亮的银子，心中充满了渴望。然而，周恩来总理下达的命令简洁而严厉：所有银元统一封存，绝不允许私自使用。

他没有给任何“特殊情况”或“下不为例”的余地。私下里有人低声抱怨，认为可以用来购买一些粮食。周恩来的考量远不止这些细节。红军自成立以来就有一条铁的规矩：所有缴获物品都应归公。早在1934年11月，《红星》报就曾重申，抢夺的财物必须归全军所有，统一分配。在湘江战斗后，部队损失惨重，战斗力和士气受到影响。若此时允许个人随意支配缴获的物资，那么先到达的将享用丰盛，而后来的则可能一无所有，从而使这支已经处于极限的队伍支离破碎。

然而，封存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。这笔款项被用于发行“红军票”，并以封存的银元和食盐作担保。老百姓可以用银元兑换纸票，再用纸票以更低的价格购买食盐。红军进入遵义之前，盐的价格是每斤一块银元；而红军到来后，凭借一张红军票可以购买七到八斤盐。市场繁荣了，民众得到了实惠，红军也换回了所需的粮食和物资。

更有意思的是在撤离时，老百姓手中仍握着红军票。国家银行在繁华的街口设立了三十多个兑换点，苏币兑银元的汇率为一比一块二，开放兑换整夜。红军离开后，遵义街头再没有任何一张废票。后来，“扁担银行”走到陕北核查财物，发现黄金两担、白银和银元共十二担，核对账目后，没有一块银元遗失。

还有一个小细节颇具意味。红军总部驻扎在柏辉章的宅子，警卫员魏国禄清扫房间时发现一枚金戒指，觉得有趣便套在手指上。第二天给周恩来送水时，被叫住。周恩来未曾发怒，只问了他一句：“你知道‘一切缴获要归公’吗？”小伙子羞愧地赶紧把戒指上缴注册。一枚戒指与三十万银元，对于周恩来而言，其重要性是一样的。今天留着戒指，明天就可能揣银元，后天整个队伍就可能因此散伙。

因此，回过头来看，那句“一块都不许动”的命令，涵盖的意义远不止于金钱。在遵义会议期间，上层讨论着战略，下层则守住了重要底线。一支连自己缴获的银元都不敢动用的军队，才有资格去讨论未来的方向。这三十万块银元最终变作了粮食、药品、鞋子和伤员安置的费用，成为了红军成功前往陕北的资助，既没有一块遗失，也没有一分浪费。